年梁启超在其所著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最早提出了“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梁启超在这首诗作中提出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纪是由中国、印度、埃及和小亚细亚这四个“古文明祖国”组成的“河流文明时代”。第二纪是由地中海、波罗的海、阿拉伯海和黄海、渤海等周边文明构成的“内海文明时代”。第三纪为“大洋文明时代”，是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诞生的。
在国际上美国学者威廉·麦克高希在其所著《世界文明史》中称“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古希腊是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的《全球通史》则提出：“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日本NHK电视台的纪录片《世界四大文明》中将中国、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定义为世界四大古文明。
四大远古文明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其历史的悠久，更在于它们是后来诸多文明的发源地：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的文明在历史上就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南亚各国在历史上都曾属于古印度文明辐射的地区；如今在国际上拥有强势话语权的西方文明表面上看源自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实际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最初发源地爱琴文明却是在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辐射下发展起来的。
四大原生古文明都是发源于大江大河之畔的定居农业文明：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依托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古印度文明依托于印度河与恒河；中华文明则依托于长江、黄河。在那个年代大江大河之畔的冲击平原对农业生产的意义是巨大的，也只有当人类由原始的渔猎采集向定居农业过渡之后才能有多余的粮食供应，才能使一部分人可以脱离简单的创造食物的劳动。
只有当人们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后社会分工才会产生。有了社会分工以后雕塑、壁画、音乐、文字等象征着人类最初文明的各种新生事物开始涌现。人类最早的四大古文明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不过时至今日四大文明古国已仅存中国还保持着自己的原生文明。古巴比伦如今早已湮没在浩浩黄沙之中。当今世界尽管还存在着名叫埃及和印度的国家，可这和古埃及、古印度已不是一回事了。
如今的埃及人是阿拉伯后裔，和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并没直接的传承关系，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早已成为死文字，如果不是专业的考古工作者是无法破译这种文字的；古印度最早的原生文明是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文明，然而这一文明早已因为雅利安人的入侵而湮没无闻。全球四大古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一直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现代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境内很早以前就已存在人类活动。
年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的山洞里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生活在距今约70万年至20万年前的“北京人”正处于由猿过渡到人的关键时期：“北京人”的外貌还保留着一些猿类的特征，但已出现明显手脚分工的“北京人”已能打制和使用工具。这个世界上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也会使用工具，但会制造工具的只有人类这唯一的物种，所以会制造工具是从猿过渡到人的重要标志。
除了“北京人”之外中国境内发现的从猿向人进化过渡的古人类还有距今多万年前的巫山人、距今万年前的元谋人、距今约70万年到万年前的蓝田人等等。就在“北京人”化石被发现的第二年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又发现了距今约五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化石。山顶洞人在生理特征上就已和今天的人类完全一样了。距今大约1.2万年前在今天的江西万年县一带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业。
大约年前在今天的河南舞阳一带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酿酒技术和乐器。大约年前在今天的浙江萧山一带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造船技术。大约年前在今天的陕西西安一带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铜冶炼技术。年瑞典地质学家J.G.安特生在河南洛阳西部的仰韶村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此就出现了中华文明黄河中心论的说法。长期以来黄河中心论不仅被国外史学界奉为圭皋，而且也影响到了相当一部分国人的认知。
随着三星堆遗址、河姆渡遗址、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中华文明的起源很可能是多元的。远古时代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地区、雪域高原很可能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正是这些文明的不断融合构成了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的中华文明，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些地区的文明了解得相当有限。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从未间断的悠久历史的民族，然而正因为年代久远已使中华早期文明的形象变得模糊。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国际考古学界并不承认我国的夏朝、商朝等早期王朝，直到20世纪初殷墟遗址发现后商朝的存在才得到国际上的公认。中国各民族之间乃至中外之间的交流历史很可能比我们传统印象中要早得多。长期以来中原地区与新疆以及新疆以西的地区之间的交流联系被认为始于张骞之行，然而近年来新疆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形制、打刻技术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纹都与中国甘肃、内蒙、宁夏等地相近。
新疆出土的距今年前的彩陶三角形纹、涡纹、弦纹的绘制也证明甘肃和内地的彩陶艺术在当时已影响到新疆彩陶文化艺术的发展。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发现有出自新疆地区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区的海贝，这就足以证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区乃至印度洋地区有着一定的商品交换。早在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以前的公元前5世纪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产于中国的丝绸。
近年来在新疆、南西伯利亚、克里米亚的考古发掘已为我们大体勾画出完整的中国丝绸西传路线图。其中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丝绸遗物是战国时代的遗物，也就是说在秦始皇之前中原地区和新疆乃至新疆以西的地区之间就已诞生了丝绸贸易。如果说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原地区和新疆乃至新疆以西的地区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交流，那么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同样证明远古时代的巴蜀地区与中原以及南亚等地是存在交流的。
三星堆出的文物就像同世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曾几何时文学大家说蜀之难堪比上天；地理学家说巴蜀蛮荒之地孤僻苛安；历史学家说古巴蜀闭塞落后。然而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足以证明远古时代的巴蜀地区可能远没我们传统印象中那么封闭。四川盆地尽管坐落在群山和高原的环抱中，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水运交通：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等多条水系形成了庞大的水运交通网。
在三星堆遗址的3号坑内出土了多根象牙。如今的四川并没大象分布。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并不代表古代的四川也没有大象。古蜀文明距今已有至年历史，那个年代大象的分布范围一度向北延伸到如今的河南省。如今河南省的简称“豫”在古汉语中指的就是大象。既然连位置更为偏北的河南尚且有大象分布，那么当年气候更为温暖的四川有大象分布似乎也不足为奇。
然而沼泽众多的成都平原比起南方的云南、泰国、缅甸等区域并不适合大规模象群的繁衍。目前四川区域内除了金沙遗址之外很少有挖到古代遗址中带有象牙的。从三星堆象牙的体积上可以判断出这些大象的体型远超今天生活在中国云南、泰国、缅甸、印度等地的亚洲象，似乎倒更接近于体型更为庞大的非洲象，当然也不排除当年的亚洲象就长这么大这种可能性。
如果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真是属于非洲象的，那么也就是说那个年代的巴蜀地区就已和非洲有着某种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不一定是直接的联系，也可能是在经过多层中间商之后才把象牙从非洲输送到巴蜀。此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约多枚海贝。海贝在古代是作为货币使用的，所以汉字中和钱有关的很多字都带贝字旁（赎、赠、购、赊、赈、赐）。大量海贝的发现足以证明当年古蜀王国在商业上的繁荣昌盛。
同时这些海贝的发现也推翻了关于古蜀文明闭塞的传统刻板印象。事实上三星堆遗址中所发现的海贝有一部分是只产于印度洋的环纹货贝，这说明当时的巴蜀地区和印度洋沿岸地区是存在贸易关系的。此外从春秋时期到西汉中期的古代墓葬中也出土过大量海贝。比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海贝数量就高达14.9万枚！这些发现证明中华文明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文明，而黄河流域也并非中华文明的唯一源头。
事实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地区、雪域高原很早以前就有着各种各样的交流。中华民族内部各地区各族系之间乃至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之间很早就存在联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民族。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儒、道、法、墨等各家各派都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哲学著作《道德经》和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
公元前年秦始皇嬴政开创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此后历经汉、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张骞凿空西域、玄奘西行求法、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同遥远的西方文明取得联系，与此同时佛教、景教、明教、伊斯兰教等也传入中土，这些外来文明同传统的中华文明形成了有机结合。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进取精神对各种外来文明兼收并蓄。
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进入了苦难深重的近代史，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段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奋斗史，可以说中华民族在经历苦难的同时浴火重生了。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法制意识、科学民主思维、社会主义理念再次被中国人吸纳。这些同样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文明在经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一直延续至今。我们明确知道我们的身上流淌着秦人、汉人、唐人的血脉。
历史上的匈奴、鲜卑、契丹以及今天中国境内的五十五个兄弟民族和汉民族一起书写着中华历史。外来的文明从来不曾战胜征服过中华文明，反而是中华文明以兼收并蓄的开放姿态在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基础之上实现进步。我国各民族是在共同的生活环境中自然融合的，而不是向美国的白人、黑人、印第安人、亚裔等各族群在不到两百年时间里强行捆绑在一起的。如今美国各族群之间依然泾渭分明，而中国各民族之间却能实现大团结。